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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公元756年，随着安禄山、史思明在燕云之地起兵反叛，唐王朝陷入了全国性的危机之中。慌乱之余，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将整个安西与陇西一带的西北边防军调入京城护卫，即便如此，安史叛军仍然攻破潼关进入了长安城。此后，唐王朝的军队与叛军展开了数年的拉锯战，在这期间，作为名义上唐朝属国的回纥汗国出兵援助，这被后人认为在平叛战争中至关重要。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回纥军队的强大战斗力。虽然回纥派出援助唐朝的骑兵只有数千，但是其战力却不容小觑。回纥骑兵是天生的骑射手，与其他草原游牧民族一样有十分强大的机动与远程攻击能力。同为游牧民族的突厥人在《突厥语大辞典》称赞回纥人的射猎术说：猎物在他们面前绝无法逃脱，而且他们向前射与向后射是同等准确。
回纥骑兵出战时，每人“各乘一马，又有一马为副马”。有时甚至“率一兵得四马”。这样就可以在长途行军中随时轮换乘骑，以保持“风驰电掣，往来如飞”的速度。另外，他们的战马还披有护甲，称为“马衣”。他们的武器以弓箭为主，也就是史书所称的“控弦鸣镝，弓马是凭”。回纥人的骑兵也不仅仅普通意义上的轻装骑兵，他们同样有配置了具有头盔与铠甲，持刀与长矛作战的重装骑兵。这种强大的骑兵配备基本上将草原骑兵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达到了前蒙古时代的巅峰。
在安史之乱中，回纥骑兵的战绩让人惊叹。宝应元年(762年)，回纥骑兵在洛阳战胜叛军首领史朝义后，穷追两千余里，直至河北，“枭朝义首而还”。这种长距离奔袭能力大大弥补了唐军在战略中的劣势。
除了战略上的辅助，回纥骑兵在战术层面也给予唐军极大的帮助。回纥骑兵善于使用自己强大的机动能力对敌人的侧方与后方进行突然袭击，如宝应元年(762)的河阳之战中，唐军列阵于正面，“广张旗帜以当之”，而回纥骑兵则“傍南山出于阵北，两军举旗内应，表里击之，一鼓而拔，贼死者数万”。
安史之乱后的唐朝正处在内部最为脆弱的时期，周边曾经被唐朝压服的少数民族大部分在这一时期趁火打劫，如吐蕃就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始就占领了唐的河陇之地，而南方的南诏国也不断向唐的剑南道进行蚕食，而东北部的契丹与渤海更是趁机自立门户，不服王化。在这种危急关头之下，只有回纥人率军勤王，与唐军休戚与共。回纥骑兵两次南下，都是在唐军与叛军长期僵持的形势下投入战斗并扭转了战局的。因此，这种雪中送炭的举动对于唐朝的平叛至关重要。
唐朝后期的周边形势
另外回纥援军至关重要的意义是代表了中亚地缘势力对唐王朝的支持。
如果从时间轴上看，回纥接受摩尼教为国教和回纥援军帮助唐朝平叛几乎处在同一个历史阶段。
762年，回纥援军入两京；唐代宗崇德元年（763年），牟羽可汗迎请摩尼教教士进入回纥。而在此之前，因为粟特人的影响，回纥民众中已经普遍地接受了摩尼教的传播。
摩尼教（Manichaeism）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ānī）所创立，是一种带有诺斯底主义色彩的二元论宗教。主要教义为“二宗三际论”，崇尚光明，受祆教马兹达教义及基督教所影响，摩尼声称自己是神的先知，也是最后一位先知。
中亚草原部落联盟以回纥马首是瞻，回纥成为唐朝的盟友，意味着其整体与唐朝是友非敌。
回纥人对于唐朝的帮助并非完全出于属国的义务，更多层面上是因为唐朝通过马匹的贸易给予回纥人在经济上的利益，而回纥也不希望宿敌吐蕃因为唐朝的衰落而崛起。回纥对于唐朝的帮助与“忠诚”也是因为地缘政治的要求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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