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阴真经》文献学

由此可见，“梵文”是小说中黄裳的必备技能，而“梵文”在真经中特“以中文音译”，则是出于双重加密考虑——对天竺人来说，中文是密语，对中土人来说，梵文是密语，若有读者梵、汉皆通，还要达到一定武学修为，才能真正勘破文字背后的“最高奥秘”。

黄裳撰述《九阴真经》的原由，他本人业已“写在经书的序文之中”。不过小说但言经书有序，却未载录其文。至于经书撰作的始末，则在《射雕》中由周伯通之口辗转道出：彼时在黄裳治下突然出现了“摩尼教”，或称“明教”，“据说是从西域的波斯胡人传来的”；黄裳受徽宗之命，派兵剿灭此“邪魔外道”，但这些教徒的武功极为古怪阴毒，黄裳不是对手，便在暗中记住了敌手的“一招一式”，待“想通破解的方法”再去报仇；可是当他想通破招，已经“几十年”过去，曾经的敌人几近凋零，因此他“将所想到的法门写成了上下两卷书”，是为《九阴真经》。陈国符先生在研究中提到，南宋时已有明教中人散布“伪经”，假托是前代黄裳监雕，教人误认为“伪经”出自《万寿道藏》。如此看来，“黄裳”与“明教”在虚实两个世界里都有着不浅的缘分。

小说并未明言《九阴真经》的成书时间，或可根据周伯通的说辞粗略推算。黄裳于徽宗政和年间校刻《道藏》，待武功练成已历“几年”，此后不敌明教、独自修炼，又过去了“几十年”；又说，黄裳遍阅《道藏》，“苦思四十馀年”，终于参透武功破法。按“政和”（1111-1118）凡经八年，继而“宣和”（1119-1125）又历七年，此后钦宗“靖康”越两年（1126-1127）而北宋亡。由此推知，《九阴真经》理应撰成于靖康乱后，约莫在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历史上的黄裳已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卒，诚难见证经书的诞生，但其人享有八十七岁高寿，且亲历世变，这或许又为其小说形象历久弥坚、神功大成，并熬死对手、独孤求败，寻得一定事实依据。

传衍考：文本·记忆·“活经书”

《九阴真经》撰成之后，黄裳将其秘藏，“数十年来从未有人见到”。后来不知何故“忽在世间出现”，引发武林人士竞相争抢，为之丧命的英雄好汉“前前后后已有一百多人”。尔后王重阳组织了首次“华山论剑”（按新垣平考证，此次“华山论剑”的时间在1195年），经过比试，“天下第一的武学秘笈”最终被“武功天下第一”的王重阳收入囊中。自此以后，经书开启了复杂的传衍历程。

王重阳的武功已是天下第一，“他要得到经书，也不是为了要练其中的功夫”（郭靖语），而是为武林免除祸害。换言之，王重阳得经，并非是为传经，反倒是为了限制经书流传；甚至在他临死时，一度想要“焚毁经书”，但念及“前辈毕生心血”，始终无法下手，只能禁止全真派弟子练经，并将经书托付给周伯通。既不舍毁经，又不能传经，最好的处理办法莫过于“藏诸名山”——此谓藏于通俗意义上的名山，性质介于毁弃与庋藏之间。此后便上演了周伯通欲将经书藏诸雁荡山，途中偶遇黄药师、冯衡夫妇的桥段。

彼时，黄、冯夫妇求借经书一观，周伯通不肯，却误中巧计，竟被冯衡默记了去。冯衡对“武学一窍不通”，但记忆超群，先“花了一个多时辰”，将“两本厚约半寸的册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又用“一盏茶时分”读罢第二遍，旋即谎称这只是“一本江南到处流传的占卜之书”，她“五岁时就读着玩，从头至尾背得出”，还料定周伯通未曾妄读经书，故意让他抽取其中段落发问，果然无不中的。

冯衡的强记，形成了一个《九阴真经》的“记忆本”。此后，她将此“记忆本”默写出来，又形成一个“笔录本”，分上下两本。因此黄药师一再强调，自己读过的《九阴真经》只是冯衡的笔录，绝对未曾寓目周伯通手里的“真”经。其书之所以分上下两本，自是因为黄裳所创《九阴真经》本就分为上下两卷，且两卷内容不同，此与“内容决定形制”的文献基本原理正相吻合：上卷载有归元养气之类根基法门，下卷则多为武功招式与破解之法。冯衡笔录本告竣后，陈玄风趁黄药师揣摩经书上卷之际，窃走下卷。

冯衡一度尝试将下卷默写出来。然而，她本就不明经文意思，当日只是“一时硬记”，时过境迁，中间又读了些诗词闲书，致使“记忆本”已破碎不堪；加之此时她已怀孕八月有馀，故在苦苦思索、默写出七八千字后油尽灯枯，同时诞下黄蓉。冯衡因经书而死，黄蓉因经书而生，这导致黄药师对《九阴真经》，尤其是下半本，产生极大执念。黄药师一面威逼周伯通交出真经原书，想在冯衡灵前焚烧；一面试图“凭着一己的聪明智慧”，补下卷武功之亡。

关于经书上下卷内容的区分，仍须申说。彼时“黑风双煞”横行江湖，令人误以为《九阴真经》记载的都是阴毒功夫，实为大谬。陈玄风偷得的下卷，开头所记武功是“用来给人破解的”，亦即“九阴白骨爪”“摧心掌”之类招式。虽然“双煞”自知书中载有高明的破解之法，但因破法须以上卷所载道家内功为根基，是故无由更进一步，只能挑那些无需内功基础，能够硬练速成的邪法来修炼，仿佛手持错题集却只学会错误的解法。周伯通说“邪法易练而破法难通”，确为通晓真经全书结构后的精审发言；但他嘲笑“黄老邪的徒弟，也多半是大邪小邪，他们不学破法，却去学了邪法”，则不免将好人歹人一并冤枉。归根结底，是文献不全才导致武功练反，是所持文本存在限制，而非思想出了问题。

及至“双煞”碰上“七怪”，陈玄风被郭靖意外刺杀，遂使零馀的梅超风更难谋得上卷，无法修炼内功诀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除了马钰无意间教了梅超风“一句内功真诀”，她只能“强修猛练”，终致走火入魔。当此之时，竟是十几年来苦苦寻觅的“杀夫仇人”郭靖勉强充当解人，凭借少时随马钰学得的玄门内功法门，向梅超风透露机要。历经峰回路转，马钰与郭靖或许无法想象，他们未曾触碰《九阴真经》，却已懵懂地成为经文的“阐释者”，间接地“使人昭昭”。

王重阳严禁全真弟子修炼《九阴真经》，然而周伯通手拥秘笈“十余年”，“爱武如狂”，天性好奇，自然也“极盼研习”书中的“奇妙法门”。郭靖并非全真门人，练经不算犯禁，于是周伯通便设法将《九阴真经》暗相传授。经过周伯通的“说经”，经书所载武功“渐渐移到郭靖身上”，郭靖却蒙在鼓里、浑然不知。在此过程中，周伯通也“不知不觉地把经文深印脑中”，无意学武但“奇功自成”，此后自行推演出了“空明拳”。

周伯通传授经文时，刻意跳过阴毒功夫，只教“正路武功”，但教到“摧坚神爪”之法，因与梅超风的邪功接近，还是令郭靖心生疑窦。解释经典时常有所谓“错进错出”现象，此处堪为一典型。真经原文为：“五指发劲，无坚不破，摧敌首脑，如穿腐土。”周伯通认为：“梅超风见不到真经上卷，不知练功正法”，所以“不知经中所云‘摧敌首脑’是攻敌要害、击敌首领之意，还道是以五指去插入敌人的头盖，又以为练功时也须如此”。后来欧阳克得阅经书，也发觉此处文句怪诞。其实，有经验的读者就算不参看上卷经文，大抵也不会不解此中简单的譬喻，可见对文句望文生义的“误读”，有时不必归咎于文献的残缺，而当自省文化的不足。

不过话说回来，鲁钝如郭靖者，竟能成为完美的“活经书”。《九阴真经》下卷的最后一段也是最有记忆难度的一段，“有一千余字全是咒语一般的怪文”，如“摩诃波罗”“揭谛古罗”“哈虎文钵英”之类，“浑不可解”（此段怪文新旧版有所调整）。聪明人若“追究经文意义，定然背诵不出”，反而郭靖全不理会意义，凭着“一股毅力狠劲”，“整整硬记了差不多十天”，最终将这一大段“诘屈诡谲的怪文”牢牢记住、“一字无误”。鲁钝者死命硬记在脑中的“记忆本”，常比某些擅自动念者经手过的版本更为可靠。

不久之后，郭靖脑中的“记忆本”便得以与纸本互相校雠。黄药师为了考察同来求亲的郭靖、欧阳克二人，不惜拿出新从梅超风处收回的冯衡手书《九阴真经》下卷，让两位后生“同时阅读一遍，然后背诵出来”。郭靖虽已熟背经文，这次却是首度“经眼”文本，当读到“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时，甚至认不得“骋”字，只能凭借“记忆本”勉强识别出来：是为以纸本校脑本。冯衡默写的下卷随陈、梅二人在江湖中漂泊多年（连载、三联版中，陈玄风将偷来的经书刻在胸前，新修版删去此设定），书页已然“泪痕点点、血迹斑斑”，或经泥沙磨损、或因污渍涂抹，文字不免泐损，郭靖的背诵适可补足其缺；况且哪怕记忆超群如冯衡，在默写梵文咒语时也“默得凌乱颠倒，多次涂改，勾来画去”，经由郭靖背书，末段怪文“远比笔录本上所记为多”：此乃以脑本校纸本。

郭靖脑中“记忆本”与眼前纸本，不仅在梵文处有异，并且后者的最后一页，有梅超风抄录的欧阳修、朱敦儒词句以及她的忏悔。黄药师因郭靖熟背经文而生疑，转而想通其所背内容并非出自梅超风，一面自是因为所诵梵文更加完整，另一面，则考虑到以郭靖之愚钝，断不会对末页文字视而不见，竟不硬背到底。

周伯通之所以受困桃花岛（十五年），是因黄药师想要真经原书以祭冯衡。后来周伯通用内力震碎经书，世间便再无真经原书。黄药师执念甚深，意欲设法杀掉携带原文记忆的周伯通与郭靖二人，“正如焚烧两部活的真经一般”，甚至想象妻子在天之灵与两部“活经书”对勘的情景。如此来看，黄药师的执念已然从冯衡因默经而亡这件事，转化为冯衡的“记忆本”必须“绝对完美”上；对妻子的挚爱，与对文献的极致追求就此合而为一。

杂俎之一：“九阴假经”

欧阳锋叔侄在《射雕》中的几次出场，几乎都是为了抢夺《九阴真经》。王重阳死前，欧阳锋公然到全真教抢经；欧阳克得知梅超风手中有经书，也曾试图抢夺；叔侄二人到桃花岛求亲，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夺取真经。不过，当真经原本被周伯通震碎，叔侄的抢夺目标便从纸本经书，转变为周、郭两部肉身经书。

周伯通跳海不知所踪，于是郭靖被欧阳锋胁迫默写经文，洪七公便替郭靖想到一条妙计——“写一部‘九阴假经’”给欧阳锋。当时唯有黄药师手中还持有一部经书，欧阳锋断然无法取以覈验，因而为撰写“假经”提供了合情合理的空间；此前欧阳克在桃花岛时曾经眼真经下卷，是故“假经”也不能尽数乱编，须“三句真话，夹半句话假话”。况且欧阳锋武学造诣颇深，若“胡乱书写”恐被识破，于是郭靖按照洪七公的提点，秉持“颠倒黑白，淆乱是非”的编造理念，“改动为静，移上作下”，“将经文倒乱一番”。经此“规律性”改动，“九阴假经”终于告竣。

郭靖并非博学之士，且书法稚拙，甚至很多字“只知其音，不知写法”，种种表现反而使得欧阳锋笃信他“捏造不出如此深奥的经文”，坚定奉假为真。“假经”中诚然含有部分“真经”：一部分是欧阳克曾经寓目，或许还有依稀印象的下卷开头，另一部分则是最后一段叽里咕噜的怪文。“真经”的融入确乎提升了“假经”的可信度，以文献公案对照，伪《古文尚书》的编织与鲰生们力证其“真”的逻辑，大抵与此类似。

欧阳锋得书之后，“越练越不对劲”，尤其最后一段怪文更是“百思不得其解”。洪七公曾在欧阳锋面前胡诌此段怪文，后来黄蓉“故技重施”，背诵的则是货真价实的真经。欧阳锋手中“假经”的最后一段本是“真经”，所以黄蓉务必背诵真正的怪文，令欧阳锋愈发笃信手中经书为真。此番经文对勘，正应校勘学中旁搜别本、勘验辨伪之法。

欧阳锋苦练经由黄蓉“创造性阐释”的“九阴假经”，凭借自身的武学修为，竟也小有所成，于是迫切想要在华山二次论剑（首次论剑时即约定“二十五年之期”，按新垣平考证，“二次论剑”的时间在1220年）一显身手。在欧阳锋与洪七公对决的关键时刻，黄蓉“模仿《九阴真经》中的梵文怪语”，以“假”攻“假”，搅乱欧阳锋神智，致其彻底走上歧途，使出一套怪招。洪七公“见他出招虽怪异无比，其中实也有理路可寻”，意即“将他常用的掌法逆转运行，上者下之，左者右之”。当初郭靖撰写“假经”，已对原书颠之倒之，黄蓉又多次围绕怪文进行“郢人燕说”式的解说，欧阳锋“虽走了错道，错有错着”，反令他从误读的无尽分岔中寻得一处落脚，靠着“假经”练成怪功。

欧阳锋逆练真经虽能“愈练愈怪，愈怪愈强”，但金庸不时以一句“正胜于逆”提醒读者：阐释强调“唯一精确”，误读强解必定失败。不过，日后欧阳锋与洪七公最终在华山交手时，金氏的理论似乎出现了一丝松动。洪七公曾用《九阴真经》疗伤，尔后取之与自身武功相证，也大有进境，所以最后一次与欧阳锋的过招，既是真假经的对勘，也是正反练的交锋。当比试到了最后关头，洪七公“忽觉发出的巨大劲力竟有逆转之势，竟来反击自身”，欧阳锋发出的内力也是一样。洪七公旋即彻悟：

他二人所使的九阴真经内功，虽有正练、逆练之分，但均依于《易经》的至理：“物极必反”。老阴升至尽头即转而为少阳，老阳升至顶点便转为少阴。

因为二人均将“九阴”功夫发挥到淋漓尽致，于是乎，他们一个由正转逆，一个由逆转正，“两股内力合而为一，水乳交融，不再敌对互攻，而是融和贯通，相互慰抚，便如一幅太极图相似，阴阳二极互环互抱，圆转如意”。逆练与正解的互抱，正应对欧阳锋、洪七公两人极度的邪、正分立，取径不同，却可同归。不过，若谓对真经的极致误读也能圆融证功，似乎消解了前期叙事长期累积起的关乎“正练”“正解”的信心，好在情节感人，只得就此放过。

杂俎之二：“九阴石经”

在《神雕侠侣》（后文省称《神雕》）故事中，小龙女与杨过偶然在古墓派的石室里，发现了刻在石上的经文，由是揭开《九阴真经》流传的一条隐脉。

真经遗刻出自王重阳之手。彼时王重阳用真经武功破解了林朝英留下的《玉女心经》，于是将经文要旨刻在了古墓“最隐秘的地下石室顶上”。刻石的位置极为讲究，乃通常情况下的视线盲区，唯有在临终之际自行入棺静待死亡的古墓派弟子，方可得见。面对比毕生所学武功更为高妙的《九阴真经》，古墓弟子也只能怀着无限遗憾告别尘世。待死的“活死人”无法传经，石刻也难以移动，也就是说，王重阳将真经刻石，本质上并非为了传播经文，只是要与林朝英赌斗，令其弟子在死前“自能得知全真派祖师一生不输于人”。

出于意外，重阳遗刻被杨过与小龙女发现。起初，杨过与小龙女只是为解开穴道而略习经文，后来二人再入墓中，才“将重阳遗刻诵读数日，记忆无误”，开始正式修习《九阴真经》。不同于抄本经文，王重阳只将书中针对《玉女心经》的破解之法刻石，这也导致杨过与小龙女修习的经文极为有限，对“最重要的梵语音译总旨秘诀更加不知”，“比之郭靖、黄蓉毕竟尚远为不如”。

嗣后杨过与小龙女潜水出古墓，在终南山脚修习脑中所记“九阴石经”，碰巧遇上了来寻义子的欧阳锋。欧阳锋要将《九阴真经》传与杨过，但欧阳所学实为“假经”，杨过却已习得真经，借此安排，“真经”与“假经”又完成了一次对勘，由是引得欧阳锋心中乱作一团。在陆家庄英雄大会上，杨过对阵达尔巴，于危急时刻总赖真经功夫护身，黄蓉却看得分明：“他显然并未练通，不会以真经武功反击取胜”，暗想日后将《九阴真经》全数传授予杨过，可惜却事与愿违。从《倚天屠龙记》对“刀剑藏书”一事的安排，可以料想杨过最终得见完整的《九阴真经》，这也为黄衫女以纯正真经武功惩治周芷若的情节变得更加合乎情理。

杂俎之三：《九阳真经》与《武穆遗书》

少林寺藏经阁一部四卷本《楞伽经》被潇湘子、尹克西盗走，负责看管的觉远和尚追讨二贼至华山之巅。《楞伽经》流布甚广，本非僻书，觉远所以千里追贼，按照他最初的说法，是因为此书“乃依据达摩祖师东渡时所携贝叶经钞录，仍以天竺文字原文照录，一字不改，甚为珍贵”，以其文献版本之难得也。觉远还拿出存世译本中最明畅易晓的七卷本《楞伽经》，打算以此换回旧钞。

旁观的杨过何其敏黠，闻听此事，马上觉出此番劳费周章背后定有隐情，追问之下，觉远不得不道出真相。原来这部《楞伽经》关系到另一部武功秘笈，名曰《九阳真经》。光是听到《九阳》之名，武林人士便认定此书应与《九阴》同样包藏一门绝世武功。然而在《神雕》书末的时代，江湖中人多闻《九阴》，却不晓得竟还有一部《九阳》与之分庭抗礼。这与《九阳》特殊的书籍形态密不可分：它写在《楞伽经》的行间，乃是一部“书中书”。

少林寺藏经阁四卷本《楞伽经》依照贝叶经原文抄录，即以梵文书写；写在行间的《九阳真经》则是汉文，篇幅与之堪堪相埒，也是四卷。张无忌从《九阳》书末作者的自陈了解到，作者“一生为儒为道为僧”，某日在嵩山斗酒胜了王重阳，得以借观《九阴真经》，却对其中道家“尚柔”的思想不以为然，以为不及“刚柔并重，阴阳互济”之妙，遂发愤作《九阳真经》。对于书名，张无忌也曾疑惑：既然不宜偏向“阴”，为什么不叫《阴阳并济经》？“单称《九阳真经》，还是偏了”。殊不知，《九阳真经》在武侠世界与小说叙事上的作用，正是与《九阴真经》“较劲”，可视为前者的“镜像文本”。

悟出《九阳真经》的武学后，这位不具名的作者“不敢在少林寺中与人研讨参悟”，恰好有一部达摩祖师从天竺携来的梵文《楞伽经》，原载贝叶之上，不便藏读，少林僧众遂将其过录纸本，而行距甚宽，故为“书中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除去书籍形制的留白，究竟为何是《楞伽经》而非其他经书？则应上溯达摩传法之事：当年达摩将四卷《楞伽经》授与二祖慧可，并寄语：“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景德传灯录》）可想此书在禅宗体系中的地位。由此回看旧版《射雕》将《九阴真经》署名达摩的设定，便可了解金庸的巧思：《九阳真经》虽非达摩所传，但因它与《楞伽经》字句交缠、文本并生，也令其分得馀润，成为“圣遗物”的一部分，从而有资格与同为“圣遗物”《九阴真经》分庭抗礼，形成“镜像”。新修版调整后，《九阴真经》成为黄裳独作，借由达摩产生的这层对比也就减弱了几分。

因是“书中书”，《九阳真经》的“出世”需要特别的机缘。少林僧众要读《楞伽经》，通常只须读汉文译本，而觉远看管藏经阁，出于图书管理员的职责，“无书不读，无经不阅”，这才发现了“书中书”；只是这个消息如何流传到盗经二贼耳中，尚且不得而知。觉远修习《九阳》，只当是强身健体的法门，并不知道其中蕴含的精湛武学，但终日记诵经文，脑中早已形成了“记忆本”。所以即使真经原本遭窃，觉远凭借记忆力，某种程度上也能保存经文，是为道成肉身的“活经书”。觉远将真经法门传与张君宝（“记了十之五六”），抵得半部经书；后来郭襄在睡梦中听到觉远背经，又默记下了“二三成”，当时无色禅师也在场偷听。由此，觉远圆寂后，张君宝、郭襄、无色便成了神功传人，《九阳真经》有了三个残缺的“记忆本”。三人各得一脉，但俱是不全，尽管号称于武当、峨嵋、少林三派武功皆有进益，却也绝无可能凭借三方的记忆与理解，拼凑、“复原”出真经原帙，功效自然差之千里，是以根本解不了张无忌体内的寒毒。

自潇湘子、尹克西二人盗走《九阳真经》原本，经书纸本遂在世间湮没无闻。直至“九十馀年”后，约1352年，张无忌经过昆仑山（据新垣平《剑桥倚天屠龙史》），经历几番艰险，终于在猿腹中取出二贼藏匿的经书。当年二贼携苍猿远赴西域，却互相猜忌，互斗致死。尹克西临终前曾托“昆仑三圣”何足道传话给觉远，转告对方“经在猴中”，不料被误听成“经在油中”。若非张无忌在避难时偶然发现异样，绝世武功或将永远烂在猿腹之中。“九十馀年”过去，苍猿变成了白猿，而经书被油布包裹，方得幸存。

张无忌身中玄冥神掌，本是将死之人。张三丰传他“九阳神功”，因所学不全，无法化解寒毒，又想联合峨嵋、少林之力，却无奈遭拒。如今“机械降经”，正好解困。待张无忌功法有成，也成为《九阳真经》的“活经书”，他便将四卷《九阳真经》、胡青牛的《医经》、以及王难姑的《毒经》，依旧包在那块油布之中，埋在一个三尺来深的洞内，题之曰“张无忌埋经处”。张无忌自忖：“我从白猿腹中取得经书，那是极大的机缘，不知千百年后，是否又有人凑巧来到此处，得到这三部经书？”凡世间珍贵的秘笈，总在不断被“藏”，《九阳真经》一藏于字里行间，二藏于古刹经楼，三藏于猿腹，四藏于深山，命运之奇，莫过于此。

此外，说到“镜像文本”，应注意《武穆遗书》与《九阴真经》的微妙关系。经过《射雕》《神雕》故事的铺垫，《武穆遗书》与《九阴真经》的藏所成为《倚天屠龙记》全书的终极秘密，此秘密一经破解，刀与剑的价值也确乎“如梦”一般消散了。若非遭到大兵围困，脱逃不得，江湖人或许不会暂且放下《九阴真经》，临时翻翻《武穆遗书》。盖短打之书以技击功法为尚，不免轻忽军阵，以此别于袍带。于是可言：《九阴》、《武穆》分别为短打、袍带两种小说所奉之“真经”，而“射雕三部曲”也确实涵纳着“两个世界”。须知在“射雕三部曲”中，宋元明三代的政权更替本是一条稳步推进的暗线，当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武穆遗书》记载的军事谋略只被郭靖、张无忌、徐达等极少数人研习，就连对其感兴趣的反派也寥寥可数，便可见草莽武夫之难救世，而岳飞之精神传人不易寻。郭、黄夫妇充分研习了这“两个世界”的经典，唯受限于短打书的语境，令二人的军阵才干不易彰显，《武穆遗书》的能量亦难充分伸张。

小说中，最善用《武穆遗书》的是徐达，据说他正是依靠此中秘法将蒙古人驱逐塞外。这是小说家常用的“倒果为因”之法，以书外之事拔高《武穆遗书》的威力。细究起来，徐达手中的《武穆遗书》已非岳飞旧制，而是郭靖重编、增补本。根据灭绝师太所述：刀、剑指向的《九阴真经》与《武穆遗书》均为郭、黄穷数月心力重编而成，“那兵法是依据一部《武穆遗书》撮写而成，郭大侠当年曾随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深知蒙古人的用兵野战之道，他把这些要点也写入兵法之中”。徐达所以能针对元军战无不克，盖凭借郭靖所述敌方“用兵野战之道”，深知其利害，故能“用兵如神”。因此，徐达研习《武穆遗书》，以民族立场论，似可上绍岳飞，然以具体技术而言，实得郭靖之真传。

馀论：书自有命

西谚云：Habent sua fata libelli.（Books have their own destiny.）本意是说书籍有着千种百样的命运。同一部书在不同人手中，当然也有千百种命，是存，是毁，或珍惜，或弃置，折射出持书者的千百心曲。《九阴真经》之于三部曲中无数英豪，真可谓“一见误终生”；经书也因此不断被阐释、改造，融聚更多人的心血，逐渐变成另一副面貌。围绕《九阴真经》的文献考证，最终仍应落脚在书与人的微妙关系上：黄裳耗尽毕生心血，撰成真经却无法自用；冯衡偶涉江湖，与周伯通赌斗为戏，不免因之耗尽心力；欧阳锋苦求真经，反得假经，又终成不真不假之怪功……金庸妙笔周旋，笼罩人事书情，前后照应弥缝，自然铸就一部阅读史。经书与读者因缘凑泊之际，殊不知，双方命运已被暗中改写。返回搜狐，查看更多